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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刑事辯護全覆蓋的實現路徑

作者:毛艷杰   日期:2019-10-11 09:41   點擊:

內容摘要:伴隨著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刑事辯護全覆蓋在國家法治建設、人權保障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然而,刑事案件辯護率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辯護,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亟需解決的難題。本文從我國刑事辯護全覆蓋的理解出發,分析刑事辯護全覆蓋率低的成因,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探討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方法,旨在保證刑事辯護全覆蓋的工作質量。

關鍵詞:刑事辯護全覆蓋 法律援助 工作質量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不斷加大,對于刑事辯護越來越重視,刑事辯護制度在國家法治建設、人權保障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顯。2017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出臺《關于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2018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發出《關于擴大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范圍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雖然刑事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已經在全國31個省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面鋪開,但是目前,各地仍存在刑事案件辯護率低、覆蓋不全面的問題,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辯護,這是當前司法體制改革亟需解決的難題。造成刑事案件辯護率低有很多因素的影響,既有全社會對刑事辯護存在偏見的主觀原因,又有律師基于自身風險及成本考慮的客觀原因[1]我國出臺本《辦法》和《通知》,及時開展刑事辯護全覆蓋的工作,是實現刑事司法公平公正的重要保障。進一步推進刑事案件在審判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的意義和價值毋庸質疑,但不得不警惕不切實際的虛無主義改革,應將其置于我國司法改革和刑事辯護制度的大背景下進行正當性、現實性考量,保證刑事辯護全覆蓋的質量。

一、我國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概述

刑事辯護是享有辯護權的被追訴人及其辯護人依據法律規定,結合案件事實,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免除其刑事責任的訴訟行為,目的是維護憲法所保障的公民合法權益。《辦法》和《通知》擴大深化了刑事辯護法律援助案件范圍,無論是否屬于法律規定的援助對象,是要屬于程序法規定的必須獲得辯護的情形,都應為其指派律師辯護。它制定的主要目的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進一步加大對人權的法律保障。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的理解應該分為兩個層面,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嫌疑人、被告人的全覆蓋”,另一方面可以理解為“辯護階段的全覆蓋”[2]。雖然《辦法》和《通知》中對擴大辯護律師隊伍、保障辯護權利、提高經費或探索新的經費支付方式作了相關規定,以制度建設助推實現“嫌疑人、被告人”辯護全覆蓋。但筆者認為在“辯護階段的全覆蓋”上,我國刑事辯護全覆蓋工作仍然任重道遠。

二、造成刑事辯護覆蓋率低的成因分析

我國長期刑事辯護率低一直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對于社會群體,包括普通公民、受害人、委托人甚至法律職業共同體在內,對刑事辯護普遍存在偏見。從律師職業本身來看,刑事辯護風險大、業務量大、收益低等客觀原因,也是導致多數律師不愿意、不青睞從事刑辯業務的重要原因。

(一)社會群體對刑事辯護普遍存在偏見

1.普通民眾對刑事辯護天然存在樸素的抵制情緒。我國古代長達千年的封建社會,使得權利、自由、平等觀念沒有得到正常的發育與成長,民眾對法律、辯護認識不足,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缺乏足夠重視。在指控具體的犯罪行為及懲罰具體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時,還有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亟需尊重與保障。在法院生效判決未作出之前,部分媒體、輿論的提前介入,也是干擾司法中立、綁架公正性司法裁判的重大障礙。2.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尤其是自然犯罪的受害人及其近親屬,對刑罰懲罰功能的過度關注,難以掙脫“同態復仇”的思想枷鎖刑罰對于懲罰犯罪行為的實施者、安撫受害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對于“同態復仇”這種封建性的報復性情感而言,法治國的刑罰懲罰則必須是有限度的、有節制的、價值中立的法律情感[3]。讓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和“罪責行相一致”的司法原則,而不是粗暴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或許更能實現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的目的。3.從委托人角度來說,他們沒有認識到刑事辯護的重要性由于我國長期實行人治,法治觀念的相對缺乏,使得委托辯護的主體對于刑事辯護本身的作用并不重視,而將對減輕或免予刑事處罰的追求寄托與辯護無關的其他途徑上,進而不委托律師或律師全程對刑事案件的參與度低,錯過有效辯護的最佳時期。當然,部分刑事案件委托人經濟困難,無法及時委托刑辯律師進行辯護,需要法律援助制度的幫助。

(二)刑事辯護的風險大

刑事辯護被稱為“律師戰斗的最前沿陣地”,辯護律師以一己之力對抗代表國家公權力機關的偵查檢察及司法審判機關。刑事辯護的風險,首先來自于雙向的刑事辯護活動參與人,即委托人和受害人及其家屬。一方面,由于辯護律師自身經驗或謹慎程度不高,缺乏對委托人提供信息真實度的辨識,使自己處于身陷囹圄的尷尬境地;另一方面,受害人及其家屬的威脅報復,也間接讓辯護律師心有余悸。其次,刑事辯護調查取證的難度大、風險高,《刑法》第306條始終是懸在刑事辯護律師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公安機關、檢察院更加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常常輕視對無罪、減輕、從輕的情節、證據的調取,甚至收集了也不向法庭提供。所以,當刑辯律師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后,對案件進行調查取證成為刑事訴訟必不可少的環節。然而,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證人、有關單位或者個人一般是不會同意向辯護律師作證的,即使艱難取證后,依然會面臨嚴格的證據核實程序,一不小心就會觸碰到法律的紅線,從而被吊銷執業證,甚至收到法律的制裁因此,與民商事案件相比,刑辯律師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時主要考慮到的是自己的職業風險,這是刑辯律師行業普遍存在的現象。

(三)刑辯律師業務工作量大、收益低

眾所周知,刑事案件相對于民事案件,所花費的時間要長很多,同時,刑事案件卷宗數量一般較多,單純的閱卷、制卷就耗費大量的工作;律師還需要頻繁地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便了解具體案情、核對證據、溝通辯護觀點等。甚至,辦理刑事辯護業務的很多功夫并不在這些看得見的成果中,而是存在于對證據反復的去偽存真過程里[4]。所以,刑事案件無論從花費的時間來看,還是從耗費精力來看都遠遠高于民商事案件,但是收費卻恰恰相反。因此,在同等的工作量下,律師開展刑事案件的收入遠遠低于民商事案件。

以上是造成我國刑事辯護率低的社會歷史和行業生態原因,但隨著國家司法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日益重視,全國各地刑事辯護專業律所的成立,以及刑事辯護專業人才的涌現,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刑事辯護率低的難題,為刑事辯護全覆蓋提供堅實的制度和人力保障。

三、對刑事辯護全覆蓋的路徑探討

(一)建立完善的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

1.調整法律援助準入機制。法律援助制度的設立,其目的是為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經濟困難的、難以通過一般途徑提高法律救濟的一種國家援助制度。但是法律援助門檻過高,必然導致法律援助制度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適當地降低年齡及經濟審查標準,擴大法律援助事項范圍和救濟群體,同時將法律援助制度適用到簡易程序、刑事速裁程序等案件中去,可以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同時在刑事辯護全覆蓋的改革潮流下,提高辯護質量。2.增加經費,合理調配補貼規則根據律師承辦的不同案件的成本、基本勞務費用、服務質量、案件難易程度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合理提高刑事案件辯護律師辦案補貼標準[5]。有的地區對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經費補貼不同,導致不同階段律師的積極性不一致。但是由于這三階段對于刑事辯護本身都很重要,應當予以相同的重視,應當積極鼓勵法律援助律師在每個階段均致力于有效辯護。

(二)保障律師辯護權,增強辯護的有效性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保障律師辯護權的文件,各省市也紛紛提出各種新舉措,國家對律師執業權利的制度保障愈加充分。但是,制度的生命在于實施,保證律師的辯護權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制度上,更應當運用到實踐中去。

首先依法保障刑事律師執業權利,健全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制度完善律師執業權利遭到侵害的救濟機制降低刑事辯護風險,充分保障律師的執業權利其次充分尊重刑事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辯護律師依據在案證據查明的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提出的無罪、罪輕或者從輕、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辯護意見檢察院、法院應當仔細聽取對合理的部分應當予以采納,不予采納的,應當說明不予采納的原因。最后在國家繼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作為辯護律師要加強自身庭審辯護技能,必須始終圍繞案件“實質性問題”充分發表質證和辯論意見,必須始終強調證據裁判和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同時還要重視和加強程序性辯護工作,以保證辯護工作效果。

(三)整合各類資源,加強組織協調

1.層層落實法律援助督促機制,加強內部督查。對于需要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在第一時間提供法律援助;基層人民法院隨時開展案件排查,確保每位被告人均得到辯護;中級人民法院定期開展檢查,確保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工作貫徹落實。成立工作領導小組,確保工作落實有目標、有責任、有分工,組織領導定期開展經驗總結,對法律援助案件情況梳理、指導。完善工作舉措,形成完備的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倡導建立法律職業共同體,增強司法機關與律師之間的尊重和認同。2.加強刑辯律師團隊建設,提高專業能力與水平1)應當完善法律援助律師的準入機制,通過嚴格的法律援助律師遴選工作,經過初查、調查、核查等程序,建立刑事辯護律師及資深刑事辯護援助律師庫,從源頭上保證值班律師隊伍水平。(2)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律師團隊和值班律師團隊,可以按需求、按類型分為多個團隊,形成并貫徹落實準入和退出機制,保證刑事案件辦理和值班工作質量[6]。(3)對法律援助律師實行專業評價和監督,不斷提高律師辯護質量和工作水平,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4對重大、疑難、復雜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指派資深刑事律師辯護,實現人權保護的精準化和優質化。

(四)積極推動刑事辯護全覆蓋從審判階段擴展到整個刑事辯護過程中[7]

《辦法》和《通知》正是基于審判階段在整個刑事辯護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下處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改革制度背景下,以及對刑事辯護全覆蓋難度的充分認識,確定了首先在審判階段開展刑事辯護全覆蓋。逐步實現刑事辯護全流程覆蓋,才是“刑事辯護全覆蓋”的完整要義。但是,要在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階段等整個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完全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我國的法治進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近年來,司法部黨組提出從“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律師的辯護率”,到“推動實現刑事辯護的全覆蓋”,必將促使刑事辯護率有所改善,促使辯護質量進一步提升。開展刑事辯護全覆蓋,任重而道遠。目前,刑事案件辯護率低、辯護質量參差不齊仍是不爭的事實。這對我們律師行業既是機遇,更是挑戰。我們律師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提升刑事辯護律師在專業化隊伍的建設,強化職業倫理和職業道德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四、結語

刑事辯護率偏低的原因非常復雜,需要各方面眾志成城、共同努力,才能夠最終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的目標,最終提高刑事辯護質量。目前我國對刑事辯護全覆蓋仍停留在司法政策層面,刑事訴訟法典并未將其作為一項訴訟制度詳細規定,實踐中仍面臨不少困難,甚或艱難抉擇,在未來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中,實現刑事辯護全覆蓋,提高辯護質量卻未嘗不是矢志不渝的追求。

 

 

 

 

 

 

 

 

參考文獻

    [1]張英民.行政檢察:一種中國特色的權力監督[J].政治法學研究, 2014(1):98-160.

    [2]楊立新.刑事訴訟平衡論[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5:20.

    [3]劉靜坤.提升辯護質量推進公正審判[N].人民法院報,2019-05-19(002).

    [4]易芳.刑事辯護全覆蓋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刑事法援案件辯護質量[J].法制博覽,2019(03):77-78+76.

    [5]左衛民.有效辯護還是有效果辯護?[J].法學評論,2019,37(01):86-94.

    [6]王保民,李文喜.論人權司法保障視域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0(01):154-160.

    [7] 陳奎,么冬霞.論我國普遍辯護的現實困境及其因應策略[J].保定學院學報,2018,31(03):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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